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恪守本色 让信仰照亮前行的路 ——王杰平老人回顾石家庄解放前后的往事

2017-12-07 10:24:25 来源:石家庄日报 编辑: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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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杰平老人在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工作期间获得的奖品。位于中华北大街上的中国人民银行旧址——“小灰楼”。 张晓峰 摄在纪念石家庄解放70周年之际,让我们倾听一位历史亲历者、一位耄耋老人的理性坦诚的人生独白,提供给读者一扇了解这段波澜壮阔历史的窗口。王杰平

恪守本色

王杰平老人在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工作期间获得的奖品。

恪守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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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中华北大街上的中国人民银行旧址——“小灰楼”。 张晓峰 摄

在纪念石家庄解放70周年之际,让我们倾听一位历史亲历者、一位耄耋老人的理性坦诚的人生独白,提供给读者一扇了解这段波澜壮阔历史的窗口。

王杰平,1932年出生,1947年参加平山土改工作,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进入中国人民银行工作,成为最早的银行员工。后任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副行长,1984年离休。恪守本色,不忘初心,坚守信仰。生长在红色老区的革命家庭,王杰平幼小的心灵埋下了“共产党比国民党好”“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的信仰种子。从土改工作团里的15岁少年,到晋察冀边区银行最年轻的党员,在经历民族危机和困苦生活的洗礼之后,信仰开始在年轻的生命中日渐坚定。而以此为起点,信仰一直如熊熊燃烧的火炬,照耀着老人一生前行的路。老人说:“我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但我一直关注着党和国家的事业,关注着民族的伟大复兴,关注着中国梦的实现。”“我衷心拥护党的十九大,衷心拥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我相信,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够早日实现。”

我所了解的全国土地会议

古语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得民心首先要得农民心。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实行的土地改革就是最大的得民心之举。正像解放后毛主席说的,“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而有幸的是,我参加了1947年平山的土改工作,亲身见证了党的土改政策实施的过程和取得的伟大胜利。

其实,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平山所在的晋察冀根据地就开展了大规模的减租减息运动。抗日战争胜利后,更是在新老解放区广泛开展减租减息和反黑地斗争,使相当一部分农民得到了土地。1946年,根据党的有关指示精神,又开始了以“耕者有其田”为指导思想的土地改革。

1947年5月上旬,为了筹备召开土地会议,中共中央工委分别在建屏(1958年9月,建屏、平山合并,称平山县)、平山两县的南庄、北庄、夹峪、封城4个村进行了土改整党试点。在试点过程中,平山把土地改革与整党民主运动结合起来,创造了老解放区发动群众平分土地的宝贵经验。平山土改整党的经验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并向全国推广。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决定在平山召开全国土地会议。从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全国土地会议总共开了近两个月时间,来自全国各解放区的代表100余人参加了会议。刘少奇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在总结以往土地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会议最后通过了我国第一个彻底反封建的土地纲领——《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后经毛主席和党中央修改后于1947年10月10日正式公布。对于长期受地主阶级剥削和压榨的农民来说,这个《大纲》的颁布实施使他们看到了希望和光明。

平山土改工作团里的15岁少年

就在全国土地会议开过两个月后,11月份,我完小还没毕业,就被抽调到平山土改工作团。那年我刚满15周岁,其实还是个少年。抽调我,主要是因为那时农村认字的人很少,我已经算是个“文化人”了。当时,在平山直接领导土改的是号称解放区民主青年领袖的平山县委书记冯文彬,他工作能力很强,威信挺高,记得贫下中农常说的一句话是“有事找老冯”。他的妻子叫文一,是我们两河区区委书记,也很能干,经常见她穿着灰衣服,腰插手枪,到各村指导工作。

我所在的工作组共三人,组长叫闫志国,当过县公安局的股长,组员有赵杰忠和我。我们组住在李家坡乡西李家坡村,领导西李家坡和东李家坡两个村的土改工作。我们按照上级要求,帮助各村把搞土改的班子组建起来,领导他们充分发动群众,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土改。

在工作中,我目睹了贫苦乡亲们在分得土地后的激动和喜悦,人们敲锣打鼓比过年还高兴,都把共产党当成了大恩人。年轻人都争着去当兵打仗,不当兵的就报名去帮部队运粮、运伤员。大批翻身农民纷纷踊跃参军,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解放。“晴天霹雳一声响,布棚下面创辉煌。打土豪,烧地契,喜笑颜开分田地。共产党使咱翻了身,咱要报答共产党的恩。去支前,去参战,人人争到打蒋第一线。”这首曾在解放区广为流传的民歌,描绘的就是当时的真实情景。 “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土改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次最彻底的土地革命。农民想得到土地的要求第一次得到了满足,更重要的是从政治上彻底翻了身,真正地当家做了主人。这次土改还对混进党内和脱离群众的干部进行甄别,并统一安排到县城学习整顿。

那时,条件艰苦,我们工作组三个人睡在一条炕上,屋里也不生火,很冷。被子少,组长闫志国叫我和他钻一个被窝。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我们在一起工作虽然时间不长,但建立起很深的感情。加之我是初次参加工作,内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工作热情很高,有空就帮助房东打水、扫地,和老百姓促膝谈心,与群众打成一片。

中国人民银行最早的员工

1948年6月,土改结束后,我调到晋察冀边区银行第四办事处工作,正值晋察冀边区银行向中国人民银行过渡的时期。我了解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1938年3月20日,晋察冀边区银行在山西省五台县成立;1938年冬,边区银行几经辗转到达灵寿县油盆儿、黄土台、大西沟一带;1948年4月,晋察冀边区银行总行和冀南银行总行迁入石家庄联合办公,7月合并为华北银行,后并入中国人民银行。晋察冀边区银行,在开展对敌货币斗争,扶植和发展边区经济,保障军需,支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方面,曾作出重要贡献,在我国金融发展史上有着光辉的一页。

我在平山银行工作时,行长(起初叫经理)是刘子文(原土改时的区委书记),副行长是韩庆竹,秘书是高凤书。那时银行的工作主要有三项:第一是业务,第二是会计,第三是出纳。业务负责办理存贷款,会计管走账、算账,出纳管库、点票子,钱都由出纳管理。业务是最重要的,有社会经验的、有能力的才能做这个工作。年轻的一般干出纳工作。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石家庄正式成立,成立当天发行了第一套人民币,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为中国人民银行的行名题字。1949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由石家庄迁入北平,留在石家庄的部分变为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同年12月,我因业务能力突出,被调到石家庄中心支行工作,有幸成为中国人民银行最早的员工。

作为新中国第一个解放的大城市,石家庄虽然较早开始了党领导下的政权建设和城市管理活动,但仍然是一派百废待兴的样子。当时交通条件很差,记得过年回老家返回石家庄时,什么交通工具都没有, 90华里的路程从吃完早饭后开始,整整走一天才能到达,又冷又饿。当时下乡或是外出工作,即便有交通工具,也是烧干柴的敞车,走起路来,前面突突冒着黑烟,后面是飞扬的尘土,虽然比步行快了些,一趟下来就弄得人灰头土脸。可这并不影响我对新工作、新事业的憧憬和向往。不过,对我这个从平山出来的毛头小伙子来说,毕竟是大城市啊,许多我没见过的东西,一切都那么新鲜,我很是兴奋。

在中心支行,我先是在出纳股工作,主要是负责整个石家庄地区的反假斗争和整理材料工作。之后很快就调到计划督导股(后来叫科)。计划督导股是很重要的部门,起办公室的作用,综合情况、研究工作、检查督导都管,既管全市又管下边十几个县。我的主要工作是写材料,每月向省分行上报的综合报告由我来起草,也写“如何发放农业贷款”“如何进行货币管理”等一些非常重要的专题报告。

我因为工作出色,先后被调到赞皇县支行和高邑县支行任业务股长,实际是主持全面工作。因为赞皇县支行行长病休,没有人主持工作;高邑县支行股长以上干部在“三反”运动中都进了法院,派去的行长也因病休息。在这两个支行工作时间都比较短,大约各自半年的时间,但对自己也是很好的锻炼。1953年3月,我又调回石家庄中心支行,任计划信贷科副科长。

16岁入党,成为银行最年轻的共产党员

我在平山银行工作的时间并不长,但这期间有一件事却带给我很大的影响,让我终生难忘,这就是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是1948年入的党,当时只有16岁。回想起来,那时入党可没有现在这么隆重,但记忆却非常深刻。记得是冬天,有一天,副行长韩庆竹把我叫到他们办公室(当时行长刘子文、副行长韩庆竹、秘书高凤书都在一个办公室办公),让我坐下,说:“今天,我们和你谈一件事,你先说说,你对共产党有什么认识?”我说:“不错。”他接着又说:“我介绍你参加共产党,你参加不参加?”我说:“参加。”他一边拿出一张表,一边跟我说:“我们问,你说,把表填一下,我们是你的入党介绍人。”表填好后,他对我说:“这表还得报送县委组织部,经县委批准后,才算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接着又认真地对我说:“等县委批准后我们会通知你。记住,党还不公开,我们是单线联系,平时你干好工作,有事情或开会我们会通知你的。”一个月后,县委批准我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很高兴。后来我了解到,我们一起参加工作的这批同志中,只有我一个人参加了共产党,我当时是机关最年轻的共产党员。

为什么介绍我加入共产党?当时我感到突然,也想不出什么原因,大概是自己工作还可以吧。后来才了解到,领导其实早就对我进行考察了。当然也有熟悉我的人之前就向行领导推荐过我,一个是我们村的一位老干部叫王林卜,在县政府实业科当科长,他曾和韩庆竹副行长一起下过乡,他主动向韩庆竹介绍过我的情况,并说:“你们要注意培养培养王杰平,这孩子聪明能干,品德好,家庭在村里也很有威信。”另一位是我参加土改时的组长闫志国,和我在一条炕上睡过,曾经向刘行长介绍说:“王杰平是在你那吧?这孩子跟我一起搞过土改,表现不错,老实本分,有培养前途。”这些都是事后我才知道的,我和他们非亲非故,他们却真诚地举荐并培养我,介绍我入党,使我从此走上一条光明之路,我从心底感谢他们。

我对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理解,确实是来自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刚刚懂事的时候,正值日本人侵略华北。在那个童真的年代,目睹的却是杀人放火的事情,日本鬼子来了,老百姓就放下手里的活儿没命地逃跑,鸡犬也不得安宁。在这样危急的形势下,共产党从西北陕甘宁来了。我听大人们说,共产党是专打日本鬼子的,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共产党是救星,有了共产党我们才能得解放。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我对共产党有了初步的认识和了解,一个粗浅的结论在我幼小的心里产生——“共产党比国民党好”。所以我入党时,组织和我谈话,我就只说“好”,这是很朴素很真挚的思想感情。

后来随着自己知识的增加和思想的成熟,才逐渐明白,一个人在经历过民族的危机和困苦生活的洗礼后,所选择的信仰才会非常坚定。入党,让自己有了信仰:几十年跟党走,几十年的经历又让信仰更加坚定,终生不渝。

在石家庄和周总理同场看丝弦

那是1959年6月7日,周恩来总理带着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河北人民的关怀,在水电部副部长李葆华(李大钊之子)和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等同志陪同下,先后到正在建设中的岗南水库和黄壁庄水库进行视察。视察完水库的当晚,他不顾一天的劳累,在石家庄铁路工人俱乐部观看了石家庄市丝弦剧团的演出。

那天晚饭时,当我们得知总理要看丝弦戏,而且让我们在机关的人也参加的时候,大家都非常高兴。高兴的是不仅能看戏,最重要的是能见到周总理。剧场离机关不太远,晚饭后我们就匆匆赶往那里。我清楚地记得,我当时坐在第七排的位置,而总理坐在二三排的位置,距离不到两米。总理进剧场一坐下,扭头朝后边看了看。他微笑着,表情很亲切,目光炯炯有神,显得很精神、很年轻,看上去才四十多岁的样子,跟以前在照片上看的一样。而且我的位置紧挨着中间的过道,总理中间出去正好从我的身边过,他走得很轻,显然是怕影响群众看戏。这些细微动作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那天我也忘了演的什么戏,注意力都集中在总理那里了。

后来我才知道,总理在此之前就看过我们石家庄的丝弦,那是1957年在北京看的,对剧团的演出给予高度评价,并和演员们合影留念,而且还为石家庄市丝弦剧团题词“发扬地方戏曲富有人民性和创造性的特长,保持地方戏曲的艰苦朴素和集体合作的作风,加强学习,努力工作,好好地为广大人民服务。”可见总理对地方文化的支持和厚爱。

采访整理:

省委党史研究室 胡振江

市委党史研究室 刘顺江 赵一鸣